头面风与一般的

何谓“头面风”?顾名思义,就是风象之见于头面者,其词首见于《别录》,曰巴戟天“疗头面游风”。后《天宝本草》载何首乌“疗头面风”。巢氏《诸病源候论》曰:“头面风者,诸阳经脉为风所乘也。诸阳经脉上走于头面,运动劳役,阳气发泄,腠理开而受风,谓之首风。”

历代以降,对“头面风”一证作出精辟阐述者,莫过于清代的邹润安。他在其所著之《本经序疏要》卷一中,专列有“头面风”一篇,其文曰:“头面风,亦在上之风也……其病既不常在,亦不竟除,来本无期,去亦无踪。其来也,或目泪,或涕唾多,或忽忽如醉,或头痛,或生疮,或肿,或不光泽,或面目黄色。其去也,倏然苦失。则其阳气暂弛而病生,稍张而病罢。犹可不使阳化在下之阴,令上出而为光泽脂致,以长肌肤、润颜色乎?”

这里他论述了“头面风”的临床表现、特征及其产生的原理。尤其是他对“头面风”或然证症状的描述,一连用了八个“或”字,极其生动形象地说明了风性变幻无常的为病特征及其所以然之故——阳气的稍张与暂弛,从而也反映了“风”为“阳气之变眚也”的内在本质。

为了说明包括头面风在内的“风”的本质,邹氏在“疗风通用”篇中还说:“故夫人身之阳,在上则欲其与阴化而下归;在下则欲其化阴而上出。设使在上不与阴化,在下不能化阴,斯阳亢无以升降,于是为出柙之虎、失系之猿,而穷而无归,咆哮狡狯,百变不已。”这就是所谓“风”,也是其对“风”这一基本概念的最科学的解释。邹润安运用《内经》的阴阳学说精辟地阐明了内风的本质即在于人身的阴阳二气不相合化,而导致“人身阳气自应风化为患”。当然,头面风也不例外,只不过它属于其中的一种,是由于阳气在下不能化阴以上出而出现的种种阳虚不固之症状,如所谓“目泪多涕唾,忽忽如醉”,“风痛、头眩、目痒”等。正由于其属于阳不固而非阳衰,故不病于下而病于上。

虽然邹润安也同意巢氏的观点,即所谓“运动劳役,阳气发泄,腠理开而受风,谓之首风”,但他认为,头面风与一般的“感而即发”的风病如伤寒、温热、时气不同,它是属于“既入人身,盘旋气血间,久乃成病者”。也就是说,它已成为一种内外合邪而以内因为主的风邪,所谓“阳气暂弛而病生,稍张而病罢”。因此说它更接近于一种内风,更确切地说,它属于阳虚生风的范畴。

头面风的症状主要反映在头脑、面部及头部诸窍,即耳、目、鼻、口等,如头脑痛、脑鸣、面肿、面黑干,或忽忽如醉(即面红冲热而有重感),或面不光泽,或面目黄色,眩冒,目欲脱,泪出,鼻塞,涕出,齿痛,或生疮等。值得提出的是,这里的“面目黄色”,既不同于湿热性质的黄疸,也不属于猪膏发煎所主之“诸黄”,而是一种或隐或现的“风”,从本质上讲也属于虚黄。它与“面黑干”和“面不光泽”一样,都属头面风之列。其病机都与阳虚不能化阴有关,其治疗也应与此联系起来考虑。这就为我们现代的中医美容学提供了参考。再比如临床上一些患者常自诉“容易感冒”,“如虚人伤风,屡感屡发”,或时作时止,缠绵难愈,这也是由于阳虚不固所致。还有所谓“头风”,为头痛之深而远者,其痛作止不常,愈后遇触复发,也具有与头面风相似的特征和病机。

关于头面风的主治药,邹润安列出了川芎、山茱萸、巴戟天、白芷、防风等共十余味,基本上属于性温类。他强调说:“头面风固在上,其所以然却在下”,故“其主治多用温升”。当然,同时也要兼顾祛邪;既要用首乌、山药、附子、黄芪、白术等温补脾肾阳气之药,也要用苍耳子、辛夷、蔓荆子、藁本等清散风邪,但重点仍在“充阳以运阴滞”,使阳气得固。以叶天士医案为例,如其在治王某头风病“偏头痛,冷泪出”一案中,即用还少丹(《叶天士医案》卷一,头风门);又治朱某“头风目痛昏赤”一案中有云:“及询病有三四年,遇风冷为甚,其卫阳清气,久而损伤,非徒清散可愈。”再如其治汪姓鼻渊案云:“形瘦尖长,禀乎木火。阴精不足,脑髓不固,鼻渊淋下,并不腥秽,暖天稍止,遇冷更甚。其为虚证,显然明白。医者愈以风寒中脑主治,发散渗泄,愈耗正气。岂但欲愈,劳怯是忧。用天真丸:人参、黄芪、白术、山药、苁蓉、当归、羊肉、天冬。”这里可见叶氏与邹氏的观点相一致。

另外,“主面上百病,行药势”的白附子;“灭黑黑干,令人面色好,灭诸疮瘢痕”的白僵蚕;“通九窍,明耳目,出音声”的石菖蒲;能治“风眩”的天南星;“主头风风气去来”的山茱萸;治“中风口眼歪斜”的全蝎,以及仲景《金匮》中的头风摩散等,也都为我们治疗头面风诸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